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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的年代已然遠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進入相對穩定的年代，由謹慎小心與某種責任感所引導。這就是負責年代。在很深刻的層面上，形塑這個年代的是選民和他們選出的代表所曾經歷的恐怖個人經驗。在他們面前的是滿目瘡痍而大火焚燒過的世界，是驚魂未定的全球人類。他們看到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復仇心態、經濟衰退、貿易戰與深陷意識形態極端主義的駭人後果，因此一概予以摒棄。戰後，人類文明曾短暫滿盈樂觀主義，彷彿久旱後的甘霖。美國小羅斯福總統早在戰爭結束前兩年的1943年就描述了這種感覺：「我們有信心，未來世代將知道在二十世紀中期曾有一段時間，善意之士找到方法團結起來，共同生產，為了消滅導致無知、偏狹、奴役和戰爭的勢力而戰鬥。」

瑟瑟發抖的世界最大的恐懼是另一場世界大戰即將發生，起因是危險的冷戰敵對狀態。樂觀主義很快被深刻的悲觀壓過。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美國人以為蘇聯會與之合作達成世界和平，短短一年後，已經很少美國人認為蘇聯值得信任，而65％的美國人預測四分之一世紀內會再有一次全球戰爭。同時，根據一項民調，每十個美國人就有六個人希望聯合國更強大，甚至希望有單一的世界政府。

焦慮和恐懼有時也有好處，特別對統治者而言。好處之一是可以迫使人謹慎，而謹慎又帶來責任感。

懷舊情緒不僅危險，也會騙人。冷戰感覺起來並不像負責年代。西方國家不情不願而往往經過暴力衝突才放棄了在開發中世界的殖民地。世界在古巴飛彈危機、柏林緊張情勢，以及韓戰和越戰中都聽到戰鼓隆隆。兩大強權透過一系列代理人戰爭相鬥，所謂第三世界的人民被犧牲在防止東西方發生核戰的祭壇上。

然而，那還是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即使是在事後認知到這一點，對於現在也有幫助。要辨識出現狀中的良善很困難，而要追蹤邪惡快速崛起的軌跡更難。戰後，世界領袖活在對一場真正具毀滅性的新衝突持續的憂慮中。多數情況下，讓他們自我克制，不走上軍事冒險主義一途的，正是他們的焦慮。民意更限制了他們，在蘇聯的宣傳言論與美國將軍的發言中，和平都是最高價值，至少領導者希望國民相信他們追求的是和平。即使是好戰的麥克阿瑟將軍都三句不離和平，他說：「士兵祈禱的莫過於和平，」也談及有必要「維護我們透過戰爭贏得的和平，」甚至說過應該為了和平而犧牲榮譽。

讓領導者受到責任感克制或限制的是意識形態嗎？不盡然。限制他們的是一股更深刻的力量，是對戰爭之恐怖的個人與集體記憶，以及他們從中學到的道德教訓。「一切戰爭始於愚昧，」甘迺迪總統在1961年柏林危機時說過。古巴飛彈危機時，軍方領袖向甘迺迪呈報將摧毀整個蘇聯集團的先發核子攻擊計畫（光在莫斯科就會投下170顆原子彈與氫彈），甘迺迪駭然離開了房間。「我們還自稱為人類，」他在走去橢圓形辦公室途中憤慨的對國務卿迪恩．魯斯克（Dean Rusk）說。

負責年代緩慢而艱辛的帶來了相對穩定與和平。兩大強權間的對立競爭關係基本上仍是理性而負責任的。他們對民粹主義敬而遠之，專注在科學與技術發展以贏得冷戰，並改善社會的物質條件。在各自的勢力範圍中，兩大強權在他們所屬的國家集團中高舉國際合作價值。

誠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除了共產主義垮台後短暫的衝突激增，國家間戰爭減少了。最後一次有完整的裝甲軍團彼此戰鬥，是在2003年的第二次波灣戰爭。全球各地的衝突死亡人數急劇下降，每日生活費不到2美元的全球人口也是。兒童死亡率減少。1950年，全世界能識字寫字的人口不到一半，今天，這個數字是86％。2003～2013年間，全球人均收入中位數幾乎倍增。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發生。戰後時期傷痕累累的社會與憂心忡忡的領袖種下了一棵穩定之樹。這一切正是那棵樹的果實。

關於負責年代有兩件事情是必須知道的。

首先，在動盪不安與戰爭頻仍的現代，負責年代是個異數。第二次世界大戰讓極端主義和民粹主義噤了聲。雖然這段沉默在歷史上只是一瞬，但這本書多數讀者都是在這段時期誕生的。然後，對戰爭的記憶開始褪色。與1930年代誕生的世代不同，生於1980年代的英國人和美國人一般而言並不認為民主不可或缺。只有30％的人這樣想。他們的祖父也許在諾曼第海灘上為捍衛民主犧牲了生命，但他們自己卻多少認為民主只是沒有意義的詞語。

關於負責年代你需要知道的第二件事，你已經察覺到了：這個年代已然逝去。

負責年代隨著世貿大樓雙塔倒下而結束。我們活在911事件的最初餘波中。蓋達組織在美國國土的攻擊，是基本教義派對美國代表的普世主義願景發動的戰爭行為。恐怖份子企圖引發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全球戰爭，在此過程中他們釋放了先前被抑制的陰暗力量，其中許多與這兩大信仰毫無關係。這開啟了決定世界命運的戰爭，交戰方並不是宗教，而是觀念。一方相信世界正緩慢朝政治與文化融合前進，另一方認為這樣的未來是個噩夢，為了確保這樣的未來永不成真而甘願戰鬥。夾在中間的是全球的中產階級，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中產階級，在民族國家與全球化、特定身份與普世價值之間不確定的擺盪。

►本文摘錄自《反抗:當激進變成主流, 正在改寫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反全球化抗爭》